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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富裕的家庭会为孩子聘请私塾先生传道授业解惑，家境贫困的孩子只能依靠自学。中国的科举制从隋朝大业元年（605年）开始实行，考试内容基本是儒家经义，以“四书”文句为题，能在考试中脱颖而出的学子有机会加官晋爵。不言而喻的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中榜之人的整个家族也能随之食官俸、享皇禄，彻底改变命运。著名元曲《琵琶记》中的诗句“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形象贴切地描述了这种“学而优则仕”的情形。那时的教育被赋予了太多沉重且现实的意味，而不是单纯地追寻真理与获取知识。考试能造就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是闻达于朝堂，还是劳作于荒原；是遍享荣华，还是终生被奴役。而当一名贫寒学子通过科举飞黄腾达后，他也有义务去帮助家族成员摆脱农业社会里的田间劳作。因为，如果没有整个家族的鼎力帮助，他如何能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换句话说，他是整个家族下的赌注，赢来的是一个改变整个家族命运的机会。
     现代的部分中国大学和医学体系是西方传教士在晚清时建立的，其中大部分传教士都来自英国和美国的顶尖高校。因为他们并不曾接受过系统的神学院训练，这批传教士也被称之为．“学生志愿者”。来自美国的两万多名志愿者，有超过三分之一来到中国从事他们最为擅长的行业：建立学校和医院。在这群志愿者中，“剑桥七杰”尤为引人注目。他们放弃了在英国的似锦前程，扬帆远航来到了中国，此举在当时的英国社会引发一片哗然。
    国内一些大学同西方教育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是1898年在戊戌维新运动中由当时的清政府建立的，担任大学堂西学总教习的是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清华大学的创立与一群来华的美国传教士息息相关。极不平等的《辛丑条约》签订后，这群传教士专门返回华盛顿去美国国会游说，终于从清朝政府向美国赔偿的3000万美元中，争取到部分款项建立了清华大学，作为对被搜刮的中国人民的补偿。这笔建校经费由长老会进行统一管理，清华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唐国安便是耶鲁大学毕业生，他同时也在中国创建了基督教青年会。同样，复旦大学（从字面理解，复旦即“日复一日天堂破晓”）创办者马相伯也是中国第一位耶稣会牧师。可以说，很多中国顶尖大学的创办都与基督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