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胞胎宝贝太原 山西

    今天在对待童年的态度上，我们仍然在洛克式及浪漫方法之间苦苦挣扎。我们应该像玩橡皮泥一样来塑造孩子呢，还是放松一点，让孩-做他们自己？两种方法，两种哲理，加上不断升级的社会繁荣，都将孩子们挤向（成年人）工作日程的顶端。这一变化首先出现在上流社会和中产阶层，他们慢慢地为更宽广的文化改变铺平了道路。17世纪，礼仪手册开始就如何教育及照料儿童提出各种建议。不久后，出售专为儿童设计的服装、书籍、玩具及游戏的市场悄然兴起。大约在同一时期，医生们开始探究如何使儿童从专门的医疗护理中受益，此举为儿科作为一个独立医学领域的诞生奠定了基础。随着对儿童关注的不断强化，父母的担心也不断加剧。18世纪晚期，远远早于SAT和“陌生人危险”这一观念出现之前，英国一位名叫约翰‘汤森德的牧师就曾写道：“慈爱焦虑的父母们，你们牺牲了自己的安逸、自己的休息、自己的物质财富、自己的健康、自己的一切来换取后代的舒适与繁荣。”19世纪，最早的儿童权利运动兴起，各国纷纷制定法律，设置福利体系来保护儿童权益。在这种情况下，儿童福利成为知识分子、改革者、慈善机构及官僚之间的一个重要辩论主题。
     然而真正的革命性变化是童工的消失。从19世纪中期开始，这一运动的步伐日益加快。例如，在英国，1896年到1900年之间，学校的出勤率上升到先前的四倍。这一现象是由浪漫主义思想——让儿童做苦力并从中获利是不道德的——及对于受过教育劳动力的需求推动所致。随着儿童的挣钱能力下降，他们的价值在其他方面急速上升。他们开始被视作一种宝贵的国家资源。一位名叫玛格丽特•阿尔顿的英国医生在1 908年时就提出警告说：“在英联邦中，只有最先认识到科学抚养和培育儿童重要性的国家才能得以存续。”20世纪被叫做“儿童的世纪”，国际联盟于1924年宣布“儿童应得到人类拥有的最好的东西”。
     公众态度的转变在家庭中也得到了反映。历史学家已经找到了证据证明早在17世纪，家庭关系就呈现出一种更温暖、更柔情的状态。父母们开始庆祝孩子们的生日，在日记与信件中开始用诸如“我亲爱的孩子”之类的亲呢称呼。面对孩子的死，家长的悲痛情绪曾一度被讥讽为自我放纵，甚至是对上帝的挑衅，而在19世纪，这一情感的发泄已司空见惯。到20世纪初，美国的法庭会判给在事故中失去孩子的父母赔偿金——并非补偿他们失去了孩子可以带来的收入，而是补偿他们精神上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