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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普及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大众化之后，发达国家的教育改革出现了三大新的发展趋势：(1)改变视学生为被动受体的传统做法，鼓励教师重新认识学生的主体地位并创造有利于学生潜能发展的学习环境；(2)完善学校、社会与家庭组织的“联携”机制，努力推进学校社会化以及社会学校化的理念；(3)纠正学历化社会选拔体制的弊端，重视个体实际能力和学习经历的取得。随着全球教育改革浪潮的掀起，素质教育及与之相类似的理念也在世界各国的教育发展规划中被广泛提出。全面的教育以及整体素质的培养才符合现代社会经济与科技发展的内在需要，其对于改善一国之国民素质、提高其综合实力也才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在此大背景下，校外教育因其在素质培养方面所具有的重要作用，亦已越来越多地受到了更多的重视和关注。
     尽管以上问题上已基本形成共识，但基于不同国情和不同的价值观，具体到各国校外素质教育的主导思想和目标设计却也不尽相同。曾晓洁、司荫贞在《北京与东京校外教育的比较研究》一文中指出，相对于东京校外教育在团体活动中培养青少年关爱社会、保护环境、自主独立的教育形式，北京的校外教育则在内容上更为偏重在专门教师的指导下从事专业性较强的知识与技能的学习，组织形式上也多模仿校内课堂教学的模式从而导致校外教育与社会生活的脱离。不仅如此，就素质的理解而言，香港学者曾指出，“东西方的侧重点有着明显的区别。在西方，讨论的焦点似乎侧重在品质控制、素质管理，进而倾向寻求一个能够达到自我完善的机制，而这种机制的主要特点是确立一些监控和管理的明确程序。东方社会的最大关注并不在于程序与机制，而在于素质的概念代表了一种什么样的理想、什么样的价值观，以及这些新的理想和价值观能否切中时弊，适应新时代、新社会的要求”。然而，从另一角度来看，东西方观点的相对差异未尝不能作为彼此互补的有利前提，即通过不同视角的审视来促进先进理念的有效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