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心事 江苏

    如果信奉实事求是原则，至少应把马克思的理论当做一家之言；如果具备科学的态度，马克思无疑是人类的思想巨擘、哲学大师，甚至在20世纪末被媒体评为千年十大思想家之首，其理论博大精深、影响旷远。
    可我们的现实情况呢？相当多的受过教育的人忽略哲学的意义和作用，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屑一顾的状况更是十分普遍。这与其说是观念和认识的误区，毋宁说是教育和思维的尴尬。学校开设哲学相关课程毋庸置疑，问题是如何对课程的形式和重点作适当的调整，以使学生更容易接受。把极丰富的内容分为辩证法几点、唯物论几条，效果自然不好。可以用参观、听讲座、与相关人员交谈、思考现实的问题、请专家学者讲体会等方式寓教其中。
    目的是让学生掌握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任务是让他们理解这些观点，同时在实际的学和工作中能用这些观点指导思想和行动。
    马克思有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但他的主要哲学思想不是通过哲学专著，而是通过《资本论》这样的经济学巨著来体现的；恩格斯的《反杜林沦》被认为是哲学专著，但该书是通过逐章逐节批判杜林的体系写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一开始走的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道路，不是空洞的、虚幺的说教。辩证法和唯物主义是实践的、指导行动的哲学。
    极具中国文化特色的禅宗中就有辩证法。“老僧三十年前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及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人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休歇处，依然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可以说是“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另一种表示方式。
    宋代张忠定调查民间的各种事情，都能厂解实际情况，这是因为他不完全依赖别人的报告。他说各人都有自己的爱憎好恶，其偏见可以蒙蔽自己的耳目。向不同的人再三询问情况，那么事情就没有什么弄不明白了。
    明代朱元璋是成大事者和帝王，但他滥杀功臣招来历史学家的谴责并成为反面教材，汉代刘邦亦然。是否这些开国元勋全都秉公守法而无居功自傲之举？显然不全是。有一次唐太宗李世民举行盛大宴会，尉迟敬德与别人争座位的尊卑，任城王李道宗去劝他，尉迟敬德出拳殴打李道宗，差点把他的眼睛打瞎。唐太宗很不高兴，为此罢了宴，对尉迟敬德说，我现才知韩信和彭越的被杀，不是汉高祖的错。尉迟敬德感到恐惧，从此注意约束自己的行为。后人分析和评价历史人物，既不能脱离历史背景，也不能忽视具体角色，假如只谈李世民杀兄逼父而不及其贞观之治，当然他就无缘一代明君了，然而这不是历史事实，这里不是要重新评价他们的功过是非，而是强调要历史地、全面地看问题。
    明代董其昌，借助禅宗“南北”之分而构建绘画传统，并以禅宗精神形成平淡简易、泯没棱痕的书画观。中国的文人画借助禅宗冲破了心灵与绘画的隔阂，并追求由掸宗而来的感悟。有人认为，中国书画的主体意识以及审美自觉，在很大程度上受惠于佛学，特别是唐代禅宗出现之后，很多文人土大夫积极参与其中而导致的结果。否则很难解释先秦时期老庄哲学为何没有帮助书画走向独立，而偏偏到了魏晋佛学传人之后，乃至唐代禅宗出现，书画的创作与理论才真正达到高峰。
    所谓“走向独立”、“达到高峰”是一个逐步成熟的过程，受社会发展，文化进步，以至经济基础、政治制度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干扰，与禅宗的出现可能有一定关联，但上述如此断言，缺少佐证。这里正需要一点辩证思维与唯物主义思想。齐白石深刻而辩证地说过：绘画贵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则媚俗，不似则欺世。
    李瑞环同志出版过《学哲学用哲学》一书。我们很多人都学过哲学，但没有抓住唯物论、辩证法之精髓。该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哲学著作，不少内容也许并不适合放在这样的书名下，但又不同程度反映了作者的基本思想方法。在“不能不讲辩证法”一节中，讲到70多公里长、500米宽的绿化带的决策是出于长远考虑。在“综合抓，抓综合”中，讲到建1.2米的给水管而不是1.5米的给水管，是因为集资困难。其实这两件事有相似之处，但选择结果不同。长远的观点在不同背景下不是被得到同样程度的强调。
    学公共课“普通物理学”时，听老师说起李政道先生与杨振宁先生意见不合，但不清楚原因何在。后来看到报道，把原因归于两位科学家对得诺贝尔奖的工作的论文排名的分歧。我听物理学界的朋友说过李政道先生对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物理学界的实质性贡献大，杨振宁先生可能得第二次诺贝尔奖等赞誉；也看到过关于杨振宁先生对中国现状光有正面之词，甚至对其个人生活过于关心的舆论，并阅此而得出两人道德方面高低的结论。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信息越来越多，后又看到一个统计材料，在他们合作的论文中，实际上除了一篇以外，李政道先生均为第一作者。但人们还是说不清个中是非。可惜的是，根据片言只语下结论成了，一种较为普遍的习惯，这既反映出人们对名人的好奇，也体现出思维的片面。曾见一个报道，有华人在普林斯顿大学询问李政道先生与杨振宁先生，被询问的美国人不知道，这位朋友骑车去问别人，回来还是说不认识。是的，不要说是20世纪50年代的诺贝尔奖得主，即使是当年的得主，也未必人所皆知。在过去的宣传影响下，国人思考问题的方式呈现了一定程度的误区。
    20世纪80年代，中国出现气功热，我曾在单位参加过一次由一位“老师”讲授的关于“气功”的讲座，他说他带的磁带在播放时会发出“信息”，能让感受者在听了以后身子会晃动。当时一间房里有数十人，我是不多的能“动”者之一。但我当时就对同事讲，闭眼、听音乐本来就可能导致不能自主地晃动的。没有理由认为身体的“动”与所放的音乐有什么关系。气功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奇特而有效，对其进行研究是探索物质世界和人类奥秘的一种正常活动。钱学森毕生探索和研究自然与社会的运动本质和客观规律，是世界级大师，我们民族的骄傲。他晚年系统思考和倡导更为深邃而宽广的科学体系问题，表现出卓越的动机和非凡的胆识。就“人体科学”而言，他建议由专门的人对其研究，但这与宣传、支持“伪科学”是两码事。至于其对错、是否为真理，在多人程度上与现代科学相符、义在什么样的层面上超越了人们目前的认识，是严肃而复杂的问题，有待认识的发展和时间的检验。他曾对温家宝总理提及为何在中同现行的大学教育体制下“冒”不出杰出人才的问题。2009年11月1日，我和吟茫一起去看我父母，母亲说钱学森逝世了。我内心感到非常突然和十分的惋惜，我说他前不久还说要活到一百岁呢。
    社会上传说，钱学森在20世纪50年代访问苏联前，为了对等的原因被授予中将军衔。直至他去世后，此事又被重提。我曾问过极为崇敬钱学森的中国工程院前院长朱光亚先生的儿子朱明远教授是否有此事，朱教授说“有这个传说”。果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军名单中未见此记载。如何保障媒体，包括报纸、书籍内容的可靠性，如何对待媒体的宣传、介绍，都值得深思。这需要严肃的批评精神，它也来自辩证思维的指导和习惯。
    在《土蒙自传?第三部九命七羊》的“到上海左”中，作者讲到，他不接受一些精英人物，特别是上海的文友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后所谓“人文精神失落”的提法。计划经济时，反而从来没有哪个精英提出人文精神的问题，似乎吃不饱肚子的时候反而不失落人文精神。人文精神这一看似高深、严肃的话题，实际上折射出众多“精英”较为普遍的片面性和随意性倾向。
    现在的不同媒体会从各个侧面，甚至重复地刊载一些养生常识、健康事项，如吃某类食品或蔬果有何好处或特别的成分之类。这于改善全民身体素质无疑是有帮助的，但健康首先需要讲究平衡，过犹不及，有益的成分过多亦非好事。况且，同样一种食品或蔬果，在有益成分之外，还有许多其他成分，多吃了对人体是怎样的影响，这往往被忽略了。20世纪90年代，我对于金庸在内地影响的效益广大不以为然，认为他不过是一个写虚构小说的作家。其实我从未读过其作品，当时也不了解其人生经历与贡献，我当时脑海中的结论是颇为主观、片面的。辩证法就在生活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