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到：
楼主淇淇OR澄澄 2012-09-01 16:11:02 引用
数学家熊庆来和另一位教授曾共同资助极有才华、后来成为物理学家的学生刘光出国深造，并按时给他寄生活费。有一年冬天，因手头一时缺钱，熊庆来便卖掉了正穿着的皮袍，如期将钱汇出。十年之后，刘光才偶然听到此事，十分感动。
2000年6月的一天，前往巴黎附近的枫丹白露，周末我们总出去游览。听说下火车走约一刻钟即到，可实际差很远，便又问路。路人很少，后见一老妇从家里出米，可能是六七十岁了，不会说英语，但听明白“枫丹白露”的发音，就一直与我们一起走，近四十多分钟才到。我心中十分感动，尽管以前听别人说过欧洲百姓的热情、认真。遗憾的是，我竟未说一声“谢谢”。我是担心这位老人连英文的“谢谢”都听不懂？我站在那里点头目送她与人说了几句后离去……
2002年4月的一天，我去加州的硅谷看同学。他让我坐短途火车在其指定的站下车后给他打电话，他采接我。上车后经询问列车员才知道那次车不停靠那个小站。那时已是晚—卜，坐在我左后面的 -位近六十岁的女士（后知她是政府官员）发现了我的困惑。她主动对我说我可以跟她走，我有点过意不去，但立刻接受了她的建议。在过了原定小站的一个站后，列车停了，我跟她下车，上了她的汽车。她送我到那个原定的小站。在小站周围兜来兜去找不到电话亭（我们都没料到这样的情况）。她只好开车到别处找，直到发现电话亭。这时候我再三请她赶快回去，她执意要一起等，我被接到时一个多小日寸过去了。这时她才放心地离去。我后来在羊年寄了一幅“羊”画像石拓片给她，略示谢意。
我们的社会，还有太多需要帮助的人和事，面对饥饿小孩的渴望眼光、孤苦老人的木然神态，不能不让人心有所动。有能力给予别人帮助的人也很多。然而，在很富裕的情况下给出的帮助和普通情况下给出的帮助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尽管富裕的情况下给出的帮助对他人同样有意义。我曾听校友林锐说有初中生上学需要帮助，我资助了。而他资助过五六位贫困学生，有的资助发生在他自己也是学生的时候。从那以后，我还请学校的学生物色厂资助对象（我未与其有过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我希望受助者不要有任何心理负担）。我愿意在别人需要的时候给予帮助，而不是做九牛一毛的施舍。
我和我儿吟茫一起在路上看到乞讨者时，我便摸出硬币建议吟茫去给予一点帮助，对表演乐器者，更是提醒他：我们得到了别人提供的音乐享受。他往往并不情愿。后来，他主动给我看一篇以此为背景写的得满分的作文，其中写道：“爸爸是为了培养我的爱心。”“我爱我的爸爸。”我既感动于他对这事本身的理解，更是欣慰地看到他的内心对为人道理的以识。
有一次在一个地方就晚餐前后，我先后遇到三位问路者。第一次，没问题；第二次，我没把握，请其向别人确认；第三次，我考虑后指了一个方向。过后，我忽然发觉我指错了，内心很想去纠正，可惜那人已走远。设身处地，很感内疚。
“施惠勿念，受恩莫忘。” 3.1.3 自 律 秦惠王时，腹醇（音tun）的儿子杀人，秦惠王因腹醇年长，没有其他儿子而想赦免其子。腹醇强调“杀人者死，伤人者刑”，这样才能禁止杀伤人的事件，没答应惠王，其子被杀。那是中国封建社会前期的故事，但即使在现代社会，能如此自觉自律的官员不多。
霍光执掌汉室最高权力近二十年，他沉静详审、老成持重、果敢善断、知人善任，是具有深谋远虑的政治家。有人暗中观察．他做事总是不失尺度，资性端正如此。
顾炎武是中国历史上既博通又专精的人学者，但他很自谦，写了《广师》。他也非常严谨，他写到三十年之久的《闩知录》，说要到死才能定稿。
我是色肓，不能开车。在生活中，若能开车必有很多便利。但面对拥挤的交通、污染的空气，我义庆幸自己没为这样的环境“添砖加瓦”。但若我色觉正常，恐怕就“同流”了。另一方面，交通拥堵、失序并非都是道路狭窄、疏通欠当造成的，从常常遇见的闯红灯现象可想而知其部分原因。
我刚踏上工作岗位时在企业丁作，先在车间后在设计室，室主任是一位上海交大的毕业生，姓陆，四十多岁，与我现在的年龄相仿。我脾气不好，认为不当的地方会直接提出来，那段时间又正好在准备考研究生，室主任曾说要扣我的奖金（最终没扣成）。即使这样，我也不愿在背后评论什么。后来，我离开这个企业去念研究生了。 一位同事后来曾说起，老陆对董军这样，但从未听到过董军在背后说过其一句坏话，而且始终称呼其为陆工。我在这个单位曾以最高票被选为先进丁-作者。后来有一次在拥挤的火车上陆工喊我，与我打招呼，我很感突然，没想到十几年后会住火车上遇到陆丁-。一晃有这么多年没见了。直到如今，组织部门找我谈话，我依然不愿在别人背后说三道四。
在稠人广座之中，我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若隐而不言，我便有不负责任之感。遗憾的是，有时候会与本部门的同事一起谈论一些与我个人无关、但与我的价值观不一致的事情。尽管我所说的话、做的事全都放得到桌面上，是实事求是的、不从个人利益出发考虑的。我的出发点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同内改变一点现状，但我参与其中谈论与我的基本原则不相一致，我内心总不能原谅自己。我曾建议并实践努力用国产品的理念，比如买联想笔记本电脑，但也未能一贯如此。
有一次与几个分别生活在内地、澳门地区和美国的朋友聊起中国的发展。我说经济方面可能会较快跟上，但人的素质方面还很遥远。过后一些天，我在苏州预购到上海的火车票，售票员说没有了，只有到昆山的，上车补吧。我说好。上车后．我就向列车员说要补票，回答说“等一会儿”；过会儿再问，回答说“过了昆山再补”，可一直没见列车员。下车前，义问，说“人太多，下车补吧”。我从未在车站补票，为了图方便，没去补票处，而是直接往外走，出站时我把票交给验票员，被其要求去补票，我不悦，但即去补票。出来时对验票员说，以后应该要求列车员在车上给乘客补好！但无论如何，这是我自律不够所致。
2008年岁术（上述事情发生前不久），我在奥地利开会，回来时坐去机场的火车。那里没人查票。上车时匆匆忙忙间没见售票处，上车后我问是否可买票，旁边的乘客（不一定是当地人）说“可以”，口丁到了终点站还没见售票员，我又问，那位乘客开玩笑说“大概还在睡觉”。于是下车，经过售票机，我补购了9欧元的火车票。尽管那时根本没人查票。记得初中时，有一次去母亲单位洗澡，进去时收票阿姨不在，我就径直进去洗了，出来时我主动将票给了她，尽管出来同样根本没人间起这事。我觉得这只是按基本的底线做事，没什么特别。
2009年暑期结束前，我参加某执法机构所应用的项目的评审会，项目总规模颇为可观，共有21个子项目，我们那次仅评其中已提交的6个。结束后，该机构负责人代表讲话，谈到现在的毕业学生写文档能力弱，从而言及教育的问题。听后我说，现实情况确实如此，是教育界的责任。但今天大家共同认为开发方（已通过软件成熟度模型集成CMMI3级)提供的技术文档存在各种各样的不足，严格讲可就此不予通过，你不乐意吧？这件事，一方面说明不少规定、规范流于形式；另一方面，则说明把责任推于他人已是思维习惯，真正愿意剖析自我表现．以身作则的情形又属较为稀罕了。
另有一次，评审一个财务审计软件系统。会中得知，现有的财务软件往往并未严格按财务法规开发，这使得本来就可能不真实的财务报表有了“保护伞”。而这个审计软件系统并不针对这类问题，甚至本身又隐含不符合规定之处。这种系统除厂做表面文章，能有多少督查的价值？我对另一评审老师说可再做一个第三方软件来审计这个审计软件的“审计”结果。以前听说朱铬基同志为会计学院题词“小做似账”，觉得本是基本要求，似乎不宜如此强调，看来事实上确实很难做到。
还有一次我与一位海外回来的同学两人一起到一家饭店用餐，因没有小桌了，我们被安排在一个八人桌。由于每次用完餐后都要换桌布，我对服务员说，在现有的桌布上用一块小的布单独铺一下即可，这样可以免去重洗大桌布，既节约又有利于环保。服务员嘀咕道，这倒很好的。其实这谈不上好与不好，而只是—个基本理念问题，人人都能做到。
另有一次，在我所在学院教授会议开始前，有位学牛拿着一份自己写的保送研究生推荐书要坐我右手的一位成就卓著的老教授签字，上面已有负责研究牛工作的教授从严把关的意见，老教授从支持人才队伍建设的角度签完后（该生事先联系过），该生直接将纸放到我面前要我签字。我觉得很诧异，这个学生预先没联系过我，我也不认识他，甚至我不清楚该生在把纸放到我面前时是否喊过我。考虑到教授会议马上开始，保送研究生面试会也将开始，我签了。后得知，面试会议上面试小组认为该生的平时情况与保送研究生的要求有不小距离，问我怎么签了，有三位教授推荐就难以否决了。我这才知道，从公平考虑出发，这件事有失公允。同时，学生应找了解本人的老师推荐，而不该在没有任何联系的情况下将一纸放到某位教授面前。这种行为与受了这么多年教育的身份是极不相符的。后来我与几个相关老师沟通，说明此事是我的责任，对有可能在学生中造成的不好影响我深感不安。我后得知，面试小组慎重考虑后，该生最后未通过。
约十年前在杭州的一家宾馆里用早餐时，我看到墙上写了十个字：“能吃是福气，节约是美德。”此后我多次在吃饭时向大家转述。仅在这方面有所自律，社会就可减少巨额浪费。
最近，我准备将计算机科学的先驱图灵的一篇论文作为附录放在我的一部著作后。考虑到版权，我主动与出版社联系，被告知付一定费用即可，这当然很简单。由于是与版权部门联系，我顺便提及，不少书的作者在写作时，参考或引用了别人公开发表的内容但没有一一注明，或者很笼统地将参考文献列在最后（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尤盛），出版机构能否进一步认真审查，严格要求，以正风气，还书籍以本来面目。对方一开始可能没完全理解，即说，这首先应该从很多专家作者那里找原因。我说，是的，但无论如何，；U版社有责任把关，就像人犯法、犯规，就有公、检、法机构执法处理一样，不能指望没人触犯法律。对方这时明白了，并说明，有些编辑对相关知识、背景了解不够是原因之一。这涉及的是另一问题，即专业素质了，
“一个人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
2000年6月的一天，前往巴黎附近的枫丹白露，周末我们总出去游览。听说下火车走约一刻钟即到，可实际差很远，便又问路。路人很少，后见一老妇从家里出米，可能是六七十岁了，不会说英语，但听明白“枫丹白露”的发音，就一直与我们一起走，近四十多分钟才到。我心中十分感动，尽管以前听别人说过欧洲百姓的热情、认真。遗憾的是，我竟未说一声“谢谢”。我是担心这位老人连英文的“谢谢”都听不懂？我站在那里点头目送她与人说了几句后离去……
2002年4月的一天，我去加州的硅谷看同学。他让我坐短途火车在其指定的站下车后给他打电话，他采接我。上车后经询问列车员才知道那次车不停靠那个小站。那时已是晚—卜，坐在我左后面的 -位近六十岁的女士（后知她是政府官员）发现了我的困惑。她主动对我说我可以跟她走，我有点过意不去，但立刻接受了她的建议。在过了原定小站的一个站后，列车停了，我跟她下车，上了她的汽车。她送我到那个原定的小站。在小站周围兜来兜去找不到电话亭（我们都没料到这样的情况）。她只好开车到别处找，直到发现电话亭。这时候我再三请她赶快回去，她执意要一起等，我被接到时一个多小日寸过去了。这时她才放心地离去。我后来在羊年寄了一幅“羊”画像石拓片给她，略示谢意。
我们的社会，还有太多需要帮助的人和事，面对饥饿小孩的渴望眼光、孤苦老人的木然神态，不能不让人心有所动。有能力给予别人帮助的人也很多。然而，在很富裕的情况下给出的帮助和普通情况下给出的帮助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尽管富裕的情况下给出的帮助对他人同样有意义。我曾听校友林锐说有初中生上学需要帮助，我资助了。而他资助过五六位贫困学生，有的资助发生在他自己也是学生的时候。从那以后，我还请学校的学生物色厂资助对象（我未与其有过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我希望受助者不要有任何心理负担）。我愿意在别人需要的时候给予帮助，而不是做九牛一毛的施舍。
我和我儿吟茫一起在路上看到乞讨者时，我便摸出硬币建议吟茫去给予一点帮助，对表演乐器者，更是提醒他：我们得到了别人提供的音乐享受。他往往并不情愿。后来，他主动给我看一篇以此为背景写的得满分的作文，其中写道：“爸爸是为了培养我的爱心。”“我爱我的爸爸。”我既感动于他对这事本身的理解，更是欣慰地看到他的内心对为人道理的以识。
有一次在一个地方就晚餐前后，我先后遇到三位问路者。第一次，没问题；第二次，我没把握，请其向别人确认；第三次，我考虑后指了一个方向。过后，我忽然发觉我指错了，内心很想去纠正，可惜那人已走远。设身处地，很感内疚。
“施惠勿念，受恩莫忘。” 3.1.3 自 律 秦惠王时，腹醇（音tun）的儿子杀人，秦惠王因腹醇年长，没有其他儿子而想赦免其子。腹醇强调“杀人者死，伤人者刑”，这样才能禁止杀伤人的事件，没答应惠王，其子被杀。那是中国封建社会前期的故事，但即使在现代社会，能如此自觉自律的官员不多。
霍光执掌汉室最高权力近二十年，他沉静详审、老成持重、果敢善断、知人善任，是具有深谋远虑的政治家。有人暗中观察．他做事总是不失尺度，资性端正如此。
顾炎武是中国历史上既博通又专精的人学者，但他很自谦，写了《广师》。他也非常严谨，他写到三十年之久的《闩知录》，说要到死才能定稿。
我是色肓，不能开车。在生活中，若能开车必有很多便利。但面对拥挤的交通、污染的空气，我义庆幸自己没为这样的环境“添砖加瓦”。但若我色觉正常，恐怕就“同流”了。另一方面，交通拥堵、失序并非都是道路狭窄、疏通欠当造成的，从常常遇见的闯红灯现象可想而知其部分原因。
我刚踏上工作岗位时在企业丁作，先在车间后在设计室，室主任是一位上海交大的毕业生，姓陆，四十多岁，与我现在的年龄相仿。我脾气不好，认为不当的地方会直接提出来，那段时间又正好在准备考研究生，室主任曾说要扣我的奖金（最终没扣成）。即使这样，我也不愿在背后评论什么。后来，我离开这个企业去念研究生了。 一位同事后来曾说起，老陆对董军这样，但从未听到过董军在背后说过其一句坏话，而且始终称呼其为陆工。我在这个单位曾以最高票被选为先进丁-作者。后来有一次在拥挤的火车上陆工喊我，与我打招呼，我很感突然，没想到十几年后会住火车上遇到陆丁-。一晃有这么多年没见了。直到如今，组织部门找我谈话，我依然不愿在别人背后说三道四。
在稠人广座之中，我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若隐而不言，我便有不负责任之感。遗憾的是，有时候会与本部门的同事一起谈论一些与我个人无关、但与我的价值观不一致的事情。尽管我所说的话、做的事全都放得到桌面上，是实事求是的、不从个人利益出发考虑的。我的出发点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同内改变一点现状，但我参与其中谈论与我的基本原则不相一致，我内心总不能原谅自己。我曾建议并实践努力用国产品的理念，比如买联想笔记本电脑，但也未能一贯如此。
有一次与几个分别生活在内地、澳门地区和美国的朋友聊起中国的发展。我说经济方面可能会较快跟上，但人的素质方面还很遥远。过后一些天，我在苏州预购到上海的火车票，售票员说没有了，只有到昆山的，上车补吧。我说好。上车后．我就向列车员说要补票，回答说“等一会儿”；过会儿再问，回答说“过了昆山再补”，可一直没见列车员。下车前，义问，说“人太多，下车补吧”。我从未在车站补票，为了图方便，没去补票处，而是直接往外走，出站时我把票交给验票员，被其要求去补票，我不悦，但即去补票。出来时对验票员说，以后应该要求列车员在车上给乘客补好！但无论如何，这是我自律不够所致。
2008年岁术（上述事情发生前不久），我在奥地利开会，回来时坐去机场的火车。那里没人查票。上车时匆匆忙忙间没见售票处，上车后我问是否可买票，旁边的乘客（不一定是当地人）说“可以”，口丁到了终点站还没见售票员，我又问，那位乘客开玩笑说“大概还在睡觉”。于是下车，经过售票机，我补购了9欧元的火车票。尽管那时根本没人查票。记得初中时，有一次去母亲单位洗澡，进去时收票阿姨不在，我就径直进去洗了，出来时我主动将票给了她，尽管出来同样根本没人间起这事。我觉得这只是按基本的底线做事，没什么特别。
2009年暑期结束前，我参加某执法机构所应用的项目的评审会，项目总规模颇为可观，共有21个子项目，我们那次仅评其中已提交的6个。结束后，该机构负责人代表讲话，谈到现在的毕业学生写文档能力弱，从而言及教育的问题。听后我说，现实情况确实如此，是教育界的责任。但今天大家共同认为开发方（已通过软件成熟度模型集成CMMI3级)提供的技术文档存在各种各样的不足，严格讲可就此不予通过，你不乐意吧？这件事，一方面说明不少规定、规范流于形式；另一方面，则说明把责任推于他人已是思维习惯，真正愿意剖析自我表现．以身作则的情形又属较为稀罕了。
另有一次，评审一个财务审计软件系统。会中得知，现有的财务软件往往并未严格按财务法规开发，这使得本来就可能不真实的财务报表有了“保护伞”。而这个审计软件系统并不针对这类问题，甚至本身又隐含不符合规定之处。这种系统除厂做表面文章，能有多少督查的价值？我对另一评审老师说可再做一个第三方软件来审计这个审计软件的“审计”结果。以前听说朱铬基同志为会计学院题词“小做似账”，觉得本是基本要求，似乎不宜如此强调，看来事实上确实很难做到。
还有一次我与一位海外回来的同学两人一起到一家饭店用餐，因没有小桌了，我们被安排在一个八人桌。由于每次用完餐后都要换桌布，我对服务员说，在现有的桌布上用一块小的布单独铺一下即可，这样可以免去重洗大桌布，既节约又有利于环保。服务员嘀咕道，这倒很好的。其实这谈不上好与不好，而只是—个基本理念问题，人人都能做到。
另有一次，在我所在学院教授会议开始前，有位学牛拿着一份自己写的保送研究生推荐书要坐我右手的一位成就卓著的老教授签字，上面已有负责研究牛工作的教授从严把关的意见，老教授从支持人才队伍建设的角度签完后（该生事先联系过），该生直接将纸放到我面前要我签字。我觉得很诧异，这个学生预先没联系过我，我也不认识他，甚至我不清楚该生在把纸放到我面前时是否喊过我。考虑到教授会议马上开始，保送研究生面试会也将开始，我签了。后得知，面试会议上面试小组认为该生的平时情况与保送研究生的要求有不小距离，问我怎么签了，有三位教授推荐就难以否决了。我这才知道，从公平考虑出发，这件事有失公允。同时，学生应找了解本人的老师推荐，而不该在没有任何联系的情况下将一纸放到某位教授面前。这种行为与受了这么多年教育的身份是极不相符的。后来我与几个相关老师沟通，说明此事是我的责任，对有可能在学生中造成的不好影响我深感不安。我后得知，面试小组慎重考虑后，该生最后未通过。
约十年前在杭州的一家宾馆里用早餐时，我看到墙上写了十个字：“能吃是福气，节约是美德。”此后我多次在吃饭时向大家转述。仅在这方面有所自律，社会就可减少巨额浪费。
最近，我准备将计算机科学的先驱图灵的一篇论文作为附录放在我的一部著作后。考虑到版权，我主动与出版社联系，被告知付一定费用即可，这当然很简单。由于是与版权部门联系，我顺便提及，不少书的作者在写作时，参考或引用了别人公开发表的内容但没有一一注明，或者很笼统地将参考文献列在最后（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尤盛），出版机构能否进一步认真审查，严格要求，以正风气，还书籍以本来面目。对方一开始可能没完全理解，即说，这首先应该从很多专家作者那里找原因。我说，是的，但无论如何，；U版社有责任把关，就像人犯法、犯规，就有公、检、法机构执法处理一样，不能指望没人触犯法律。对方这时明白了，并说明，有些编辑对相关知识、背景了解不够是原因之一。这涉及的是另一问题，即专业素质了，
“一个人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
